近日，行走的力量——阿来新作《西高地行记》新书发布会在成都阿来书房举办。作家阿来、编辑卢一萍畅谈“行走的力量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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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来出生于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县。曾任《科幻世界》杂志主编、总编及社长。1982年开始诗歌创作，80年代中后期转向小说创作。主要作品有《尘埃落定》《空山》《云中记》等。

多年来，作家阿来用脚和笔丈量世界，“行走与写作是我的宿命”，于是有了这部行走笔记。从四川到西藏、云南、贵州、甘肃……阿来写大地、星光、山口、银环蛇、野人、鱼、马、群山和声音，去除了多余的神秘，但同样能将读者引向广阔的精神空间。同时，作为一位植物学的痴迷者和博学者，阿来在所有文章中无一不聚焦花草树木。阿来说：“我是一个爱植物的人。爱植物，自然就会更爱它们开放的花朵。”

行走的意义

“我走向了宽广的大地，走向了绵延的群山，走向了无边的草原。那时我就下定了决心，不管是在文学之中，还是文学之外，我都将尽力使自己的生命与一个更雄伟的存在对接起来。” 阿来在新书《西高地行记》中写道。

卢一萍谈道，“阿来不是在路上，就是在往外走的路上。”他认为阿来是最早的中国行走文学践行者之一，“如评论家谢有顺所言，阿来之于中国文学的重要意义，不仅在于他有力地拓宽了文学表达的疆域，更重要的是他以自己的方式为中国文学建立起了一种超越性。”卢一萍指出，阿来的散文常被其小说的光芒遮蔽。事实上，《西高地行记》等散文集和《尘埃落定》《云中记》等小说一样，都构成了阿来作为一位作家的一部分。“很多作家是书斋里的作家，阿来的不同之处在于，他与他钟爱的这片大地无时无刻不在产生紧密的联系。他是自然之子、大地上的作家，其信息与行踪弥漫在文字间，抒发了对大地、万物、现实、世界的认识和思考。”

谈及行走的意义，阿来表示，相较于只能体验写作的书斋里的作家，行走给予人以双重体验，“有一部分作家在认真写作之外，也会广泛接触大地上的人群、文化、地理和其他各种各样的生命体。行走让我们认识世界、深入世界，这样人生才可能走向开阔，写作才可能变得精致又广阔。”

卢一萍谈道，“阿来的车的后座是一个小书房，他把行走与读书结合得非常好。”他认为，一位作家拓展自身文学空间的方式通常有两种，一是笔下的大地，二是通过书本认识世界。阿来在藏地的旅行中深挖文学矿藏，宏大到格萨尔史诗般的无限想象空间，精微至《故乡春天记》对两种蓝色鸢尾的观察和区分。

植物是否有多个关注角度？阿来对此阐释了自己的看法，“《西高地行记》的每一篇文章都有三个向度，分别对应地质学、文化学、生物学（包括植物学）的知识储备。有了这三个向度，文章就变得立体起来。我们在大地上行走，首先需要下功夫了解它的地理史、文化史，知道这些生命体的名字，才能书写这片大地、获得个人和社会的生命体验。”阿来认为，写作者要给读者提供新知识和掌握新知识的方法，从更高的层面来说，要通过对不同生命体的认知态度，为读者呈现世界观和体认世界的路径。

“像山一样思考”

谈到作家视野问题，卢一萍从自己的阅读体验出发进行分享，“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菩提，我认为《西高地行记》《大地的阶梯》都有一种在温暖、悲悯之上的神圣视觉。马尔康、嘉绒、贡嘎、平武、玉树、果洛、山南、武威、丽江，构成了一个仰望视角的高地。”

阿来表示散文有两种编辑方式，一是编年，二是统一在某个题目之下，例如《成都物候记》《西高地行记》，它们既是植物笔记，也是美学笔记、文化笔记。《西高地行记》收录的散文有一个统一的地理环境，就是以青藏高原为主的西部高原地区。

卢一萍现场朗读《山南记》的片段：“意料之外，是在这山上看见那么多正在开放的花朵，以此看到了生态脆弱的高山草甸还生机勃勃。在自然中，可以想起人类文明的消长与命运。在这里，我想起美国人利奥波德的话：‘像山一样思考。’”他认为《西高地行记》也是阿来在大山上行走、“像山一样思考”的思想结晶。

阿来补充道，山南是藏族文化发源地，自己到山南探察了重要的地点，比如藏族种的第一块青稞地、藏族祖先居住的山洞、吐蕃藏王的墓地、雅鲁藏布江支流，思考一千多年来文化发生的变化。“我不是来寻找答案。我来倾听，来感触，来思考。来证实，今天在别处上演的，在这里曾经上演过的种种复杂的文化现实。大自然有时候能给人提供一种慰藉，所以我总是要抽时间从河谷地带的人间社会出去，经过人间，最后到没有人间的自然中去，那是自然界的生生不息，它的美丽会给你安慰。”

卢一萍对阿来的观点颇有共鸣，他针对《武威记》这一篇提及的乌鞘岭表达了自己的真实体验，“我在新疆待过二十年，可能近百次经过乌鞘岭，但迄今为止我没能写出一个字。《西高地行记》里的探险之旅，就如同《西域探险考察大系》描绘的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国外探险家对亚洲腹地的考察。”

谈及探险家对西域的科学发现，阿来说，“这些探险家们是用现代科学的眼光来重新认识自然，将其分类并纳入一个新的认识体系。明末清初后我们的知识分子觉醒，并加入到中外考古、地质、人文科学家的考察队伍中，逐渐重新发现我们自己的土地。”

如何将风景写“好”？

卢一萍坦言自己在十年的编辑工作经历中，发现现在很多作家都缺乏描写风景的能力，《西高地行记》则呈现了颇多教科书式的风景描写，例如《果洛记》开篇：“高原上一切的景物：丘岗、草滩、荒漠、湖泊、沼泽、溪流和大河，好像不是汇聚而来，而是在往低下去的周围四散奔逃。从青宁往果洛，路，那么地漫长，更加深了我这样的印象。就像在青藏高原的所有路途上一样，那些景物扑面而来，又迅速滑落到身后。风景从地平线上升起来，敞开，逼近，再敞开……然后，是我这个旅行者，以及载着我的旅行工具，从其间一掠而过。风景从身边一掠而过：缓缓起伏的丘岗，曲折萦回的溪流，星星点点的湖沼，四散开去的草滩，还有牧人，和他们的帐幕，和他们的牛羊……再然后，那些风景在身后渐渐远去，闭合，滑落到天际线下。”

如何将风景写“好”？阿来说，“书写坐在汽车上穿过大草原的感觉，不是给草原加上‘美丽’‘宽阔’‘碧绿’这些定语，而是要仔细关注地质多样性的细节。它不是静止的，也不是徒步、骑马、坐直升机时看到的，而是一种快速前进、绵绵不绝、一晃而过的视觉，在你实际体验中自然会产生。”同时，阿来还提出，“写作时的书写对象是体积。当它的尺度、口径不一样时，着力的笔墨就不一样，所以有些粗放是必要的。”

卢一萍认为，阿来的散文和小说具备充沛的诗意，这种诗意源自文字内部的涌动和激发。“波斯诗人萨迪曾说‘一个人应该活到九十岁，用三十年获取知识，再用三十年漫游天下，最后三十年从事创作’，阿来在我的印象中总像一个少年，不停地在西部的崇山峻岭之间奔走，是一位‘旅行家’，更是一位‘行者’。”